我的农民工老乡
施云桂
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很大，像我们这样的小公司也没能幸免。我们公司经营业务量从去年下半年起逐月下滑，第四季度的月营业额降到以往的一半，生产开工不足，有时开开停停，甚至隔三差五地放几天假。
后来，我们的友邻企业有的顶不住了，出现裁员现象，有些农民工因此没了工作，只好提前两三个月返乡等待过年。
我们公司的农民工看上去没有人家那么多的顾虑，原因有两条，一是尽管公司经营和效益不如以前，但到目前为止公司并没有炒他们的鱿鱼，二是他们一直把我当成是他们的老乡，亲不亲故乡人，他们见到熟人总是说饭碗轻易丢不掉，因为老板是自己的老乡。
一般地说，老乡应该是同一个地方的人，其实我和他们还真扯不上这层关系。他们说我是他们的老乡，还有一段值得回忆的愉快的往事：那是五年前，我刚到上海办企业经商的时候，急需聘用一批农民工，有个朋友向我介绍了几个外地来沪打工的农民，我从中确定了汪大富和唐金良两个安徽农民。从感情上说，我对安徽农民比较容易接受，因为我曾在安徽驻军部队工作十多年，我所在的军区汽车团常年在淮河流域和长江沿江一带执行军事运输任务，每年还要支援地方运输救灾物资，接触地方人员非常频繁，天长日久，我对安徽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我与汪大富和唐金良见面谈得很投机。我说：“我们安徽是劳务输出大省，我们出来找事情做就要认真做，做出安徽人的样子来；我来上海的时间不长，公司刚起步，不能算是老板，目前只是召集大家在一起干，只要能干好了，我们大家有福同享。”他们听出我是以安徽人的口吻说话的，神态很快起了变化，问我是安徽什么地方的人，我说我是合肥人，他们半信半疑，我便将“从肥东到肥西，有几个小黑皮，逮了两只老母鸡”等几句合肥经典方言说给他们听，我说我还去过你们老家的县城和几个乡镇。他们越听越觉得亲切，对我这个“老乡”确信无疑。汪大富笑嘻嘻地说：“合肥是省城，我们那个县归省里领导，我们正好归你领导了。”唐金良则有板有眼地说：“我们是农民，我们知道做人要诚实，欺骗了土地就没有收成，出门做事也是这样，事情做不好，老板你就开除我们，我们是老乡，没有理由不把事情做好的。”我听了他们的话挺感动的，当时的场景真有点“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味道。
汪大富和唐金良在公司确实干得不错，做事情很认真。那次汪大富在为客户装货时，胳膊上被货物划出一道两寸长的口子，医嘱让他休息两天，但他第二天就来公司上班了；唐金良有一次随车送货，途经一段非常颠簸的路面时，被打翻的保温瓶中的开水烫伤，我让他去看医生，他说什么也不去，只到药店里买了点消炎药涂了涂，一天也没休息。他们说，我们原来都是在地里做农活的人，摔个跟头碰破点皮是常事，值不得大惊小怪的。后来，随着公司经营业务的逐渐扩大，他俩先后介绍了20多个老乡来公司应聘。每当有老乡被聘用，他们都会“面授机宜”：“老板是我们的老乡，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在他们的影响下，老乡们大都干得不错，让我少操了不少心。
今年春节过后，公司的生产经营仍然没有什么变化，有变化的是上门的客户比以前少了，我脸上的笑容也比以前少了。这些农民工老乡看出我有心思，主动聚在一起，商量着怎样帮助我应对目前的困难局面。第二天，汪大富和唐金良来找我，说我对他们不错，这个时候他们应该为我分忧，他们看得出我是不忍心辞退他们，但他们是农民，农民从来不会坐享其成，他们已经碰头商量过了，他们有些人家中有事情需要处理，有些人在外面能找到活做，剩下的人留在公司上班，过一段时间进行轮换，他们自己商量确定去留，等形势好起来的时候，再全部到公司上班。听了他们的话，我点点头：“感谢你们主动为我着想，具体怎么安排我们观察一段时间再说，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
说到这儿，我的眼睛也有点湿润了，觉得有老乡这层关系就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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